事情还得从今年10月的那次开庭说起。10月中旬，南坤法庭法官陈茜茜接到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被告由于拖欠槟榔款20多万元被诉至法院。经过了解，陈茜茜发现，原告、被告都是黄岭居委会人。基于当地槟榔种植户特别多、欠付槟榔款的情况时有发生邓健泓，陈茜茜在跟双方沟通后，决定将巡回审判车开到居委会，到百姓“家门口”开庭，以达到在开展审判工作的同时，“零距离”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目的。
“通过开展‘巡回审判+普法宣传’，让村民不出村就能解决纠纷的同时，也让当地群众沉浸式体验庭审全过程，受到一次具体而生动的法治教育。”屯昌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可以公开开庭的、标的相对不大、案情相对简单，并且是当地多发的案件，尤其像买卖合同、土地纠纷等，比较适合开展巡回审判活动，让矛盾化解在田间、街道甚至群众家里，让老百姓看得到、摸得着、感受得到公平正义。同时，通过以案释法开展普法教育，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王巍蒙职宇）
“大家坚持住，马上就到了！”晨曦初露，重庆市酉阳县的文物普查员便迎来一场体能挑战。他们正在前往位于钟灵山山脊中部的钟灵山墓地进行实地调查。山体陡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跟随普查队前行，步履维艰，但这对于文物普查员来说已是家常便饭。酉阳县的不可移动文物共计477处，县域广袤，几乎都分布于山野乡村。普查员在山林中穿越，踏勘着一处处文物。
文物普查员的工作大致分为外业、内业两个部分。外业工作有拍照测量、核对记录、绘制草图、无人机拍摄、RTK(一种定位测绘设备——记者注)打点定位等；内业工作是将外业采集的数据进行整理，生成正射影像，制作文物平面示意图、位置图等，上传、汇总至国家文物局的“四普”数据采集系统，最终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工作进行创新调整。“这是我们的‘小发明’。”根据工作需要，利川市文物普查员对工具进行了改造。文物被高大的树枝遮挡，正常使用的柴刀太短，够不到怎么办？将柴刀改装到可伸缩的拐杖上，使用时能加长，不使用时可拆开邓健泓，方便收纳。激光测距仪无法测量房屋挑檐怎么办？在鱼竿顶上固定回形针邓健泓，挂上卷尺邓健泓，便可测出数据。
不只地上文物，三峡水库区消落区及水下文物测绘，也为“四普”提出了挑战。由于泥沙淤积、水下环境复杂等因素，仅靠传统的全站仪定点定位，很难得到这些文物的精准数据。重庆市万州区因地制宜，在普查实践中摸索出“底数资料结合数字测绘成果”“人工打点结合低空摄影测量”“数字正射影像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外业调查结合内业录入”的“四个结合”工作法。
文物普查不只是文物保护中心的事，需要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湖北省将省、市、县的文物普查工作进行统筹，组织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省博物馆、省考古所等力量，核查省级普查办的工作的同时，指导并参与各地普查工作；注重进度和质量两手抓，不仅“上下互检”，还推出“东西互检”，即湖北东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区和西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区，进行交叉检查。
重庆市忠县在开展文物普查实践时，注重口述史调查，文物普查员挨家挨户走访，厘清历史沿革。由于“三普”时设备的精准度不够高，有些定位偏差较大，甚至出现地图上是这个乡镇的点，其实在另一个乡镇的情况。忠县普查员周李和同事曾经根据“三普”地图，日行3万余步，寻找文物普查点，但没有找到。后来根据经纬度，结合村民的回忆录，才找到点位的精确位置。
从“一普”到“四普”，孙孺最大的感受是工具的更新。“‘一普’时条件有限，一个包、一个水壶、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和一把伞，就是父亲的全部工具。”“二普”时，普查工作队有了照相机，但只能拍黑白照片；“三普”对于数据和照片的要求更加规范邓健泓，工作队添加了GPS，但准确度不够，“利川离重庆很近，有时定位都到重庆了”；到了“四普”，使用的RTK定位更加准确，精确度到厘米级，文物普查的质量得到很大提升。
那时建筑整体较为破败，当地百姓告诉李力，这里是文氏宗祠，但从建筑本体上看不到相关的文字记录。“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将它作‘三普’点记录了下来。”后来，万州区文物管理所找到一些历史照片，并于2018年利用区级文保专项资金对文氏宗祠实施保护修缮，恢复历史面貌。同时，柱山乡人民政府在文氏宗祠，以孝善文化为主题进行陈列布展，弘扬优秀家风家训。“这或许就是文物普查的意义，如果‘三普’没有把文氏宗祠定为文物点，这个建筑很可能之后就消失了。”
重庆市四普办驻酉阳县定点指导专家徐进认为，经过“四普”，土司文化遗址数量和类型更为丰富，酉阳县土司文化内涵进一步明晰。“今年4-10月，结合 ‘四普’工作，我们针对钟灵山墓地开展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确认了钟灵山墓地是酉阳冉氏土司墓地之一，进一步厘清了酉阳冉氏土司的丧葬制度，这为研究土司丧葬制度背后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