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世界上毒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滥用毒品而死亡的人数正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下降”，但在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滥用毒品的死亡案例仍有超过10万例，这已是连续第三年有超10万人因滥用毒品而死。美国政府因此将矛头对准芬太尼，认为是芬太尼导致了“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毒品危机”。那么，美国的芬太尼危机缘何而来？这场危机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什么说芬太尼危机是美国作茧自缚？本报“深度认知”系列报道将用两期内容，为您梳理美国芬太尼危机的来龙去脉以及各方利益链，揭露美国“甩锅”背后的真相。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芬太尼让美国普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相关留言分享：“在被诊断出患有溃疡性结肠炎后，我变成了阿片类药物成瘾者。起初我是为了止痛，但很快就上瘾了，还好我在2016年戒瘾了。当时芬太尼还不像如今那样流行，我每天都在感谢上天，不然的话，我现在根本没办法打下这段话。”“我们27岁的儿子曾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但他成为无家可归的芬太尼成瘾者已经一年了。这场噩梦始于4年前，他误服了掺有芬太尼的处方药，此后他多次进出戒毒所和康复中心。这绝对是我们一生所经历过的最心碎、最惨痛的事情魏一宁，我们居住的城市街道上到处都是像我儿子一样日渐消瘦的年轻人。我们的国家需要做更多。”
追溯起源，可以说美国的芬太尼危机和阿片类药物泛滥紧密相关。根据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助理部长、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高京柱介绍，美国的阿片类药物滥用问题滥觞于上世纪90年代，奥施康定等阿片类药物经过普渡制药的大力推广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流入市场，引发了第一波与使用合法处方阿片类药物相关的死亡浪潮。后来的情况证明，普渡制药为了让奥施康定得到批准，在报告中对该药物的成瘾性进行了不实描述，谎称其成瘾性低于其他阿片类药物。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下属的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估算，在2023年全国共有107543人因吸毒过量死亡，其中有74702人死于芬太尼。在1999年魏一宁，芬太尼过量使用导致了730人死亡。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这一数字已经翻了一百倍。芬太尼虽然总使用人数远不及大麻，但是在其致死威力上无出其右。因过量吸食芬太尼导致的死亡人数两倍于甲基苯丙胺(冰毒)、近三倍于可卡因、十几倍于海洛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美国毒品泛滥的根源主要是精神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更严肃地说，毒品问题，尤其是芬太尼泛滥的问题，与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败密切相关。倪峰介绍说，毒品问题在美国长期存在，尤其在上世纪60年代，青年反叛运动中，毒品使用非常普遍。到了70年代，美国开始反思这一问题，毒品使用有所下降。然而，如今芬太尼问题导致的死亡人数已超过车祸和枪击，成为美国死亡率最高的原因，在于资本逐利和社会内部没有有效的补救措施。他说：“过去，美国的工人阶级属于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制造业曾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资本逐利魏一宁，制造业大量外迁，导致许多工人失业。这些失业者大多是高中毕业生，难以找到体面的工作，因此陷入堕落，吸食芬太尼等毒品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的方式。芬太尼价格低廉、易得，导致大量人群堕落。尤其是在制造业衰退的地区，芬太尼成了重要的毒品。”
2022年，害死卡普鲁托的毒贩麦克道尔因非法持有和贩卖芬太尼被判有期徒刑9年。为此，卡普鲁托的父亲马特·卡普鲁托长期奔走，呼吁政府加强对芬太尼的管制，加大力度惩罚毒贩。今年9月，加州的法院判决麦克道尔应对卡普鲁托家赔偿580万美元。卡普鲁托家的律师巴鲁克·科恩称这是自己第一次遇到有毒贩因为他人的死亡而被成功追究民事责任的例子。
一些美国的朋友告诉《环球时报》驻美特约记者，他们也遇到过类似卡普鲁托的情况。比如，记者的朋友凯南就说，他同事的亲戚曾因非法找人购买处方药，误食含有芬太尼的假药，幸亏及时被室友发现送到急诊室才没有因此丧命。另一位住在纽约的美国朋友则对记者说：“我觉得美国需要借鉴中国政府对毒贩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对毒贩判处死刑，也许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芬太尼问题，但确实需要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此外，我们还需要有更好的预防、教育和治疗计划。”
近年来，美国国内开始更多关注政府监管和体系改革。马萨诸塞布兰迪斯大学阿片类药物政策研究医学主任安德鲁·克洛德尼在《美国医学会伦理学杂志》撰文称，过去数十年里，药物制造商散布的关于阿片类药物风险和益处的虚假声明，揭示了负责监管制药公司的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玩忽职守这一事实。2017年，由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成立的“打击阿片类药物上瘾危机委员会”就发现，阿片类药物泛滥的部分原因是“FDA监管不足”，美国国家科学院也公开呼吁FDA彻底改革其阿片类药物政策。即便如此，FDA批准和标记阿片类药物的政策基本没有变化。
美联社和美国公共诚信中心201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阿片类药物行业及其盟友为约7100名州级职位候选人提供了资金支持，且制药公司及其盟友拥有一支覆盖全美50个州首府、规模超过千人的游说力量。在2006年至2015年间，包括普渡制药在内的止痛药生产商及相关组织在游说和政治捐款方面花费超过8.8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