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得从今年10月的那次开庭说起。10月中旬，南坤法庭法官陈茜茜接到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被告由于拖欠槟榔款20多万元被诉至法院。经过了解，陈茜茜发现，原告、被告都是黄岭居委会人。基于当地槟榔种植户特别多、欠付槟榔款的情况时有发生，陈茜茜在跟双方沟通后，决定将巡回审判车开到居委会，到百姓“家门口”开庭隋唐英雄传19，以达到在开展审判工作的同时，“零距离”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目的。
“通过开展‘巡回审判+普法宣传’，让村民不出村就能解决纠纷的同时，也让当地群众沉浸式体验庭审全过程，受到一次具体而生动的法治教育。”屯昌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可以公开开庭的、标的相对不大、案情相对简单，并且是当地多发的案件，尤其像买卖合同、土地纠纷等，比较适合开展巡回审判活动，让矛盾化解在田间、街道甚至群众家里，让老百姓看得到、摸得着、感受得到公平正义。同时，通过以案释法开展普法教育，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效果。（王巍蒙职宇）
“大家坚持住，马上就到了！”晨曦初露，重庆市酉阳县的文物普查员便迎来一场体能挑战。他们正在前往位于钟灵山山脊中部的钟灵山墓地进行实地调查。山体陡峭，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跟随普查队前行，步履维艰，但这对于文物普查员来说已是家常便饭。酉阳县的不可移动文物共计477处，县域广袤，几乎都分布于山野乡村。普查员在山林中穿越，踏勘着一处处文物。
文物普查员的工作大致分为外业、内业两个部分。外业工作有拍照测量、核对记录、绘制草图、无人机拍摄、RTK(一种定位测绘设备——记者注)打点定位等；内业工作是将外业采集的数据进行整理，生成正射影像，制作文物平面示意图、位置图等，上传、汇总至国家文物局的“四普”数据采集系统，最终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工作进行创新调整。“这是我们的‘小发明’。”根据工作需要，利川市文物普查员对工具进行了改造。文物被高大的树枝遮挡，正常使用的柴刀太短，够不到怎么办？将柴刀改装到可伸缩的拐杖上，使用时能加长，不使用时可拆开，方便收纳。激光测距仪无法测量房屋挑檐怎么办？在鱼竿顶上固定回形针，挂上卷尺，便可测出数据。
不只地上文物，三峡水库区消落区及水下文物测绘，也为“四普”提出了挑战。由于泥沙淤积、水下环境复杂等因素，仅靠传统的全站仪定点定位隋唐英雄传19，很难得到这些文物的精准数据。重庆市万州区因地制宜，在普查实践中摸索出“底数资料结合数字测绘成果”“人工打点结合低空摄影测量”“数字正射影像结合地理信息系统”“外业调查结合内业录入”的“四个结合”工作法。
文物普查不只是文物保护中心的事，需要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湖北省将省、市、县的文物普查工作进行统筹，组织省文物事业发展中心、省博物馆、省考古所等力量，核查省级普查办的工作的同时，指导并参与各地普查工作；注重进度和质量两手抓，不仅“上下互检”，还推出“东西互检”，即湖北东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区和西部完成文物普查的地区隋唐英雄传19，进行交叉检查。
重庆市忠县在开展文物普查实践时，注重口述史调查，文物普查员挨家挨户走访，厘清历史沿革。由于“三普”时设备的精准度不够高，有些定位偏差较大，甚至出现地图上是这个乡镇的点，其实在另一个乡镇的情况。忠县普查员周李和同事曾经根据“三普”地图，日行3万余步，寻找文物普查点隋唐英雄传19，但没有找到。后来根据经纬度，结合村民的回忆录隋唐英雄传19，才找到点位的精确位置。
从“一普”到“四普”，孙孺最大的感受是工具的更新。“‘一普’时条件有限，一个包、一个水壶、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和一把伞，就是父亲的全部工具。”“二普”时，普查工作队有了照相机，但只能拍黑白照片；“三普”对于数据和照片的要求更加规范，工作队添加了GPS，但准确度不够，“利川离重庆很近，有时定位都到重庆了”；到了“四普”，使用的RTK定位更加准确，精确度到厘米级，文物普查的质量得到很大提升。
那时建筑整体较为破败，当地百姓告诉李力，这里是文氏宗祠，但从建筑本体上看不到相关的文字记录。“我们认为它有一定的文物价值，将它作‘三普’点记录了下来。”后来，万州区文物管理所找到一些历史照片，并于2018年利用区级文保专项资金对文氏宗祠实施保护修缮，恢复历史面貌。同时，柱山乡人民政府在文氏宗祠，以孝善文化为主题进行陈列布展，弘扬优秀家风家训。“这或许就是文物普查的意义，如果‘三普’没有把文氏宗祠定为文物点，这个建筑很可能之后就消失了。”
重庆市四普办驻酉阳县定点指导专家徐进认为，经过“四普”，土司文化遗址数量和类型更为丰富，酉阳县土司文化内涵进一步明晰。“今年4-10月，结合 ‘四普’工作，我们针对钟灵山墓地开展了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确认了钟灵山墓地是酉阳冉氏土司墓地之一，进一步厘清了酉阳冉氏土司的丧葬制度，这为研究土司丧葬制度背后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