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方希望立陶宛新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刷到一个跑友群，就加了进去，跟着群友们一块儿跑奥森公园。跑了几个月，一个朋友提议：“你要不试试马拉松？”“我跑不了。”“试试呗。”2012年，他第一次报了北京马拉松，3小时40分钟拿下全程，这个成绩在业余跑友中已是中等偏上水平。“嘿，没想到自己还挺能跑。”笑声中，老马的语气高了八度。
12年来，老马到处参加马拉松，跑过的城市不计其数。因为体力好、经验丰富便当盒里的小秘密，他在山里当过越野赛道布置员，负责插旗子、确定路线；又当过越野跑负责扫尾的“收队员”，确保参赛队员一个不落；他也是“铁人三项”的裁判，“要不是不会游泳，我就亲自下场比赛了”；在香港，他两次穿越大屿山便当盒里的小秘密，挑战100公里越野便当盒里的小秘密，第一次整整跑了一天一夜，两次比赛，他扛回了一座“小银人”和一座“小铜人”。他说，下一个目标是跑进16个小时，再拿个“小金人”，集齐三种颜色。
那时，老马39岁，正值盛年的他意气风发，跟着一家文化公司到处奔走做项目。老马前半生的经历很丰富，刚到北京时，干过保洁、卖过衣服，曾经踩着自行车满北京城给人送快递，可以驮着快件一口气从国贸踩到人大西门，也去邮局进报纸摆摊卖过报，“人生巅峰时刻”是服务北京奥运，后来还曾自学一年报考心理咨询师证，但因为考试当天出差了没去成……老马就像一根能屈能伸的“弹簧”，无论何种环境，他都能很快“适配”。
在老家，老马没敢告诉任何人。他只跟父母说，因为工作太忙、得了肺炎，想休息一段时间。那时，他觉得每天的日子都是灰色的。谁都不知道，老马心里承受着多大压力。明知普通接触不会传染，但他跟父母吃饭、聊天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父母问起自己的状态，就说“好多了”。在父母面前，他强颜欢笑。大部分时间，老马把自己关在小屋，靠绣十字绣打发时间。“看到老父母心疼的眼神，能活着就尽量活着吧。”在家里调养了几个月，老马的身体状况慢慢有了起色。
得病后，老马觉得自己像一艘漂泊在海面上的孤独小舟，随便一个风浪就能把他打翻，医院是唯一一个可以定期停靠的港湾。回了北京，去佑安医院检查、拿药，是他最轻松的时刻。在那里，他终于可以卸下厚重的保护壳。医院里的人拥有跟他类似的经历，还有来自医护的关爱。佑安医院爱心家园专门给老马安排了一名志愿者，时不时问候老马的身心状态，给予他引导和支持，陪着老马走出了低谷期。
一天，他正好回佑安医院复查，当时一位医生问老马，愿不愿意加入爱心家园当专职志愿者，老马没多想就答应了。“反正自己的状态比刚确诊的时候好了点，当时也没正经工作，那就留下来吧。”爱心家园是由北京佑安医院医护人员自发组成的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关爱组织，平日里，会联合多方力量，为HIV感染者进行积极的治疗护理、咨询及健康辅导。
作为专职志愿者便当盒里的小秘密，哪里需要他就去哪里，上午在门诊给患者做引导、答疑，下午就去病房帮护士搭把手照护病人、陪患者聊天。在那儿，老马认识了很多跟他一样的朋友，大家亲如兄弟姐妹。当时，有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也查出了HIV，身高快2米的大个子却晕血，每次临近去医院抽血检查，他就给老马打电话，跟个孩子似的央求老马要他“作陪”。或许，只有同病相怜的人心理距离是最近的，卸下了防备，病友们什么话都会跟老马说，“因为那时，我是他们生命中最信得过的人”。
但大多数时候，他内心柔软。那时还流行QQ，医院有个病友群，群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多素昧平生。作为专职志愿者，加上自己本身是个热心肠，老马的电话在群里是公开的，谁都可以找他。久而久之，病友群的人越来越多，不少在外地确诊的患者也加了进来，老马的电话成了“暖心热线”。“得了病我要怎么办？”“我该怎么面对家人和朋友？”“我是不是快死了？”……病友的问题五花八门，但问得最多的是，“我还能活多久”。
打电话来的基本是新发感染者，来自全国各地，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有体面的公司高管、光鲜亮丽的节目主持人，有血气方刚的年轻运动员、意气风发的教师，也有普通打工族、刚上大学的年轻学生，有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有二十郎当岁的“毛头小子”。“他们只会跟我们倾诉，因为对方知道，我能理解、共情，也肯定不会泄露他们的信息，”老马的语气里透露着一丝自豪，“这是一个志愿者基本的‘职业操守’”。
只要有人打电话过来，老马就化身“树洞”，耐心倾听并给对方以安慰。但安慰其实很难。他把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病友的经验告诉对方，就算得了病，很多人依旧活得好好的。“核心就是把身体调养好，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吃药、该检查检查，健康地生活，发生性行为一定采取措施。”这些话，他不知道说了多少遍。遇到不听劝的、总是意志消沉的，老马也难免着急上火，直接“开骂”，把人“骂”醒了为止。最多的一天，他接过20多通电话，说得口干舌燥。有时电话打到半夜，聊着聊着直接睡着了。“电话还开着，对方还在说，我实在撑不住了。”
2014年的某一天，老马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病友老严的姐姐打过来的。“他快不行了，想见见你。”两人相识于佑安医院的病房。那时老严已是艾滋病晚期，身体免疫力被击穿，合并多种疾病。后来，他辗转到老家一个传染病医院度过了最后的时光。弥留之际，他想见老马最后一面。刚好要去跑一场马拉松，老马顺道去探望了这位朋友。
小熊是山西人，在北京工作，30来岁已经是一家小企业的高管，是家里的独子，父母是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优渥。但自从感染了HIV，父母觉得小熊丢尽了家里的颜面便当盒里的小秘密，态度急转直下。终末期住院时，小熊大便失禁拉在了身上，母亲把他带到卫生间后，接了一盆冷水直接往他身上泼。后来老马和护士过去查看，小熊一丝不挂地站在厕所便当盒里的小秘密，他从小熊的眼神里读出了无尽的孤独。后来，老马和护士帮小熊兑了热水、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家人的“唾弃”，让小熊完全丧失了与疾病对抗的意志力，身体每况愈下。小熊走的那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